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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收入因“笔误”猛增别只当个案看 根据当地多家媒体及政府网站早前刊发的报道，陕西平利游客数量为13.7万人次，宁陕游客21.4万人次，两县合计35.1万人次的游客提供了22.19亿元旅游收入。有网友对上述两县的五一旅游收入数据提出质疑。针对此事，宁陕县委宣传部官方微博@宁陕宣传5月7日通报称，宁陕县“旅游收入13.99亿元”系笔误，应为“1.399亿元”。而平利县相关报道经 修改后，原来的“8.2亿元”也变为了“0.82亿元”。 统计数据偶尔出现笔误，这倒是不难理解，但这事的蹊跷在于，两个县的旅游收入数据同时出现笔误，并且都是把小数点前移一位，让旅游收入扩大了9倍。如此惊人一致的“巧合”，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，想不让人质疑都难。 按理说，如果确系笔误，这种由当地多家媒体和政府网站刊发的数据，应该早就能被发现。毕竟旅游收入扩大9倍，与往年的情况相比， 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数据，没有理由不引起注意。更何况，两个县同时犯同样的错误，这种几率确实太小。很明显，目前的笔误之说，并未起到释疑的作用，当地应当继续深入调查，给出一个更具体、更具说服力的解释。 在旅游产业越来越重要的今天，旅游收入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政绩，也是对外营销、宣传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展示指标。客观地说，至少地方部门对数据“做手脚”的动力是存在的，但要揭示这种造假却并不容易。譬如说这次的数据之所以引发质疑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“笔误”得太离谱，以至于两个县的旅游收入比当地全市的旅游收入还高。换言之，如果不是前移了小数点，陡然将数据扩大了9倍，而是稍微改下数字，“笔误”很可能就不会被发现。 其实，从更大范围来看，坊间针对各地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统计的疑问，一直都存在。一方面，囿于统计口径的差异，一些地方的旅游收入引发疑问，这并不奇怪；但另一方面，也不排除确实是故意造假，制造旅游市场“虚假繁荣”的局面。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相较于其他官方数据，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统计，随意性和口径差异较大，也在客观上增加了造假的可能性。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曾表示，旅游要发展，统计要革命，目前许多研究机构、智库、旅游企业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旅游相关数据，但由于统计口径、选取样本的不同，有时不同主体发布的数据会出现“打架”的现象，社会大众难免莫衷一是，无所适从。他要求相关主体发布数据时，应同时公布指标体系，即数据是如何采集、测算的。这番话虽然主要是对研究机构、旅游企业讲的，但对于地方政府、旅游部门而言，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。 就个案而言，平利和宁陕两县的旅游收入数据，到底是笔误还是造假，甚至旅游人数也是否同样有“笔误”，当地相关方面需要给出更具信服力的调查，不能只是拿“笔误”说事，把小数点移回去了事。而就整个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的统计来看，还需要从地方政府到旅游部门更加重视数据统计的真实性，并且尽快统一、规范相关统计口径，既压缩旅游统计数据注水造假的可能性，也让整个旅游发展情况的评估更为科学、准确。总之，在强调统计严肃性的今天，决不能让旅游领域成为统计造假的“软柿子”和重灾区。(朱昌俊) 关键词：旅游收入,笔误,文化责任编辑：芦静

女博士生的生育窘境折射出性别平等的缺憾 “女人是人吗？”学者凯瑟琳·麦金侬在20世纪末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。她指出，即使在女性权利在书面上已经得到承认的现代社会，女性依然在各个领域被贬低与侵害。如今，把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放到今天的中国，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回应。 近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篇报道《女性读博+生娃两全or窘途》将女博士生生育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。这篇报道指出，许多女博士生要么在学术科研与家庭之间作一个“有你没我”的抉择，要么默默承担双倍的压力。 正如受访者在报道中所提到的，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，便是我国尚未出台对女博士生生育的相关政策支持。一方面，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学生，无法享受 为女性职工提供的生育福利，而她们在经济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；另一方面，与本科生或硕士生不同，博士生承担了与职场类似的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。 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女性的 育龄高度重合，对这些女性提出“不生育”的要求，无疑很不恰当。因此， 与高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，不论是提供产假还是生育补贴。如此，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让女性免于面对家庭与学术的两难抉择。 然而，政策与补贴，未必能够彻底解决女博士“生育难”的问题。学界也有学者担心：如果照顾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过多，很可能导致博士生导师不敢招收女生，女性会在学术选拔中被边缘化。即便是初衷在于保护女博士的政策，也可能走向反面，让女博士生的处境更加困难。 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，揭示了女博士生育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：女性在社会中需要同时承担双重角色。她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；另一方面她们与家庭绑在一起，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母亲或妻子。正如罗塞尔·霍奇柴尔德在《第二轮班》中指出的——女性在工作时间之外，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处理养育儿女等家务事，这相当于是要上无薪的“第二轮班”，这让女性在工作的场域中天然具有劣势。在报道中可以发现，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动以外，女性还被默认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工作，而父亲则常常缺席这类工作。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，家庭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无薪的，并且其作用被贬低了，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。当今，全职主妇越来越少，许多女性都开始走向职场。但是，这些走向职场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够提高社会地位、实现自我的职场工作；又要完成一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所谓“义务”，这样的局面，无疑对这些女性不利。 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，实质上是女性家庭劳动不被承认的窘境的折射。 与学校的政策支持当然有助于缓解女博士生生育问题。但如果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与意义，公平分配养育孩子的职责，保证不让女性独自承担“第二轮班”。只有通过破除女性就该是“贤内助”的迷思，让两性的劳动能够被平等对待，我们才能自信地重申宪法之中的庄严承诺——男女平等。(罗广彦) 关键词：女博士生,生育,性别平等责任编辑：芦静